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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

2019-08-14 | 人围观 | 评论:

  “就是因为您太全心全力了!周立父亲死得早,在他成长过程中只有您随时围绕左右,他从来没有试过自己做决定,凡事都只会依赖您。在他看来,您的话就是圣旨。”

  “那段时间店里生意不好,你俩回家后每天也都黑着张脸,我怕你们再因为这件事,互相怨恨······所以才伪造了现场,我知道你会恨我,但这也好过你们闹到最后悲剧收场。”

  “算了,”吴桂花慢悠悠地回到沙发上坐下,捂住胸口,“我仔细想了想,现在我的确很多余。小立,妈走了以后,你好好去追寻梦想吧,现在开始也不算晚。”

  吴桂花不喜欢女孩,她认为女孩将来终究是别人家的人,很难继承祖传下来的铺子,所以对孙女十分冷落,还不止一次地劝过周立,趁年纪不大,抓紧再生一个男孩,为刘家传宗接代。

  有人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搞一个仲裁机构,对所有申请安乐死的患者及其家属进行调查,看看这选择是否来自本人意愿。但是就像我们上面所看到的,这是一个很难断得清的官司,这成本将大到不可想象。不妨举一个例子看一下这成本有多大吧。现实中最震撼的一次关于安乐死的事件大概要算是美国植物人特莉的死亡了吧。特莉在1990年由于心脏突然无法供氧而成为了植物人,靠医疗器材维持生命,这样的人生,她走过了15年。而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丈夫和父母在是否结束她的生命这件事上反复拉锯,进食管被拔了又插、插了又拔。这时候,事情已经不仅仅是他们一家的事情了,2003年10月,经法院批准,进食管被再次拔去。夏沃父母向佛罗里达州长杰布·布什求援。佛州数天后通过“特丽法案”,准许州长在特定情况下干预法院判决,夏沃再次被接上进食管。2004年9月 “特丽法案”被判违背行政、司法和立法“三权分立”原则,对宪法构成违反。2005年3月 美国国会达成一项议案,要求重新为她插入进食管,总统布什改变行程,中断休假返回华盛顿,随时准备签署国会的这项新议案,赋予其法律效力。然而最终,这一议案并没有得到通过,特莉还是离开了人世。特莉的安乐死问题最终演化成为了美国立法权与行政权联合对抗司法权。从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多么难以达成一致的问题,因为人命关天。

  “妈,”李蓉扶住额头,“我知道这样委屈了您,可是您的病不可能治好,这您应该清楚······”

  回忆起等待间隙的那25分钟,儿子傅俊豪形容,就像每一个吃完晚餐后的25分钟那样,一家人坐在一起聊天,“他在这个时候还没忘记回人家的line(台湾的一个聊天软件)。”家人哄着他,要不要表演几段体育播报,他提气,张口就来,语调铿锵幽默,还配上肢体动作——

  哪怕需要当事人签字,也是只要威逼或者伪造证据,就能“合法”做掉一个人。而且人都死了,幽灵抗辩加请专业律师,处理上只会难上加难。就算签字全程视频,要求上级审核,也难保不出拿孩子威逼利诱,甚至搞替身造假的事来。就现在这不到位的落后地区法制建设……你放的下这个心?

  只有家人能看到他脆弱的样子。他回到家,把衣服脱下来,把假发拿掉,把假牙拿掉,躺在床上,变回一个病人。止痛药一颗两颗三颗四颗变成吗啡,吗啡一颗两颗三颗最后变成喝——两天喝一瓶,一瓶375毫升。家人不忍心,听他说自己每天痛,一觉睡起来就痛,“像是有人在一直捶我的肚子。”

  如果要安乐死合法,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后者,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可能是我国前所未有的严格审批制度:即必须在病人意识清楚、表达无碍,近亲属一致同意,医疗机构做出无法挽救的负责任判断,并严格固定所有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才能实行安乐死。

  杰克一共协助了130多名患者自杀,直到走进监狱。故事的最后,杰克被法院以谋杀罪起诉,最终被判入狱8年半,那时他已是71岁高龄。

  自1990年协助54岁的珍妮特自杀,病理学家杰克共帮助130位患者“摆脱痛苦”,性格张扬、无所畏惧的他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先后5次出庭受审。

  要知道,大脑缺氧5分钟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了,很多人即使抢救过来也是植物人。医院里有很多神奇的仪器和药物,患者家属不说放弃,病人还有生命体征,医生就有责任继续抢救。

  安乐死如果要合法化,就应该在具备【完备】的法律规范前提下,你如果问我什么算是完备,那就是等到法律可以将【安乐死】和【谋杀】区分开的时候,才可以合法。否则,与其让其有【合法地谋杀】的漏洞,宁愿将其禁止。

  过去,李蓉一直认为这事无比残忍,但当知道家里唯一的老人吴桂花身患绝症,需要付出大量成本才能勉强维持生命后,她的看法有了改变。

  中国是否要通过安乐死,一直是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话题。全国两会上,一直不乏推进安乐死的议案。提案中有一份调查数据,就是医务人员对安乐死的支持率高达95%。医务人员经历了太多生死,对于无法康复,但又生不如死的患者。

  一个花季少女因为无法抹去的阴影最终选择了安乐死,令人惋惜,人民也不禁再次发问,个人有没有选择死亡的权利,这是否存在伦理风险,甚至鼓励自杀?

  2.1从社保情况来看,我国城乡医疗水平差异极大,安乐死的判定是无法治愈的绝症,但是这东西 要由谁来判断?大医院可以,但医疗费要有谁来承担?都是切实的问题;另一方面,因为看病贵等问题,很难判断要求安乐死者是因为痛苦无法忍受还是无法承担医疗费用,如果后者,是和安乐死本意相违背的;另一方面以我国社保水平之低,根本达不到所要求临终关怀的程度,更与安乐死本意相悖。

  “好,那现在,请分别进入隔间。你们将有十分钟的时间进行投票,投票完成后,我将统一宣布结果。”

  我国第一个安乐死案件最终就是被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为由」判决两被告无罪。此外在2011年,被当地人称为「孝子」的邓明健给瘫痪了20多年的母亲买来农药并助其服下,其母留下一句「谢谢」后与世长辞,经过一年的审判,邓明健被判故意杀人罪,最终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你听我说完。当时我看到电暖炉贴着孩子的身体,皮肤都被烧焦了,我想是你们失手犯了错,但既然已经发生,我不想你们自责难过,就翻出坏掉的电热毯,开到最大档位,接着在它出现火花时点燃打火机。就这样,我掩盖过去了。”

  荷兰女孩Noa安乐死之后,教皇曾如此回应:安乐死或“协助自杀”对全人类来说是一个挫败。我们永远不应该放弃那些受到苦难的人,应该关心和爱护,以重拾他们的希望。

  这都是合法化之前就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个人认为都是不可“模糊”的,都是要态度明确的。

  ,这是诗人泰戈尔的名句。这描绘的是多么美好的一种意境,活得精彩,死得安详,这难道不是我们每个人所追求的吗?

  先说结论,安乐死「应该」合法化,这是大势所趋,但目前看来在我国实现安乐死的条件并不具备。在当下,比较合理的处理方法是根据具体情况,通过非罪化、轻判(比如判缓刑)等来处理。

  曾经有一个叫李燕的女孩,从1岁起就开始全身肌肉和器官萎缩而瘫痪,后来全身上下就只有头和几根手指微微能动,生活当然是完全不能自理,包括吃饭、上厕所、洗澡、翻身等所有事情,全都是由妈妈照料。这样的生活经历了28年后,李燕坦言不想再活下去,她在博客里写下了《“安乐死”申请议案》,希望有人大代表能与她一起递交这个议案,力争让中国的法律接受“安乐死”。当然,她博客里的文字是她花很长的时间,用牙齿咬着筷子敲键盘完成的。

  “是妈报的警,消防员从现场推断,咱们女儿死于电热毯过热引发的火灾,可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张电热毯因为有问题,早就废弃不用了!”

  另外,如果选择死亡是一种罪,那类似于日本武士道精神中的 “以死谢罪”又作何解释?难道是罪上加罪?

  根据西班牙人雷蒙的真实事迹改编的电影《深海长眠》(2004),从头至尾都在探讨死亡,给人的感觉却是爱、同情和温暖。影片一直在不动声色地发问: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生命的尊严若不是通过个体生命尊重彼此独立、自由的意志,怎么可能实现?

  “可我不止一次看到你在厕所、卧室、楼顶······任何你独自出现的地方,悔恨当初没有再考一次电影学院。讲真的,你根本不喜欢现在的生活,也不喜欢自己‘周记点心铺’老板的身份,你也想要改变,但是因为你妈在身边,所以你根本没有勇气!”李蓉越说越急,声音也不自觉激动起来。

  “我以为这么多年,大家都将这事收到了记忆最深处,没想到······”周立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几乎微不可闻。

  “您嘴上这么说,”李蓉的眼睛变得赤红,她强忍着委屈,用指关节敲击桌面,“可实际上您就是舍不得放手,就是想把儿子永远绑在身边。”

  李蓉看在眼里,感觉心口有一些温暖的东西像泉水般涌出来。没等吴桂花回答,她也不假思索地开口:“妈,下轮我们一起投‘生’,然后回家吧。”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安乐死是法律上的空白地带,法律没有明文禁止,也没有明文允许,但是主张安乐死还是挑战了当时的社会禁忌。

  “但是我没想到,只那么短短几十分钟不在她身边,她就出了事。我回来时,在家门口看到了消防车,心里感觉不妙,后来我冲进房间,才得知女儿已经死了。她躺的床被烧得焦黑。周立,我知道你不愿回忆,但我还是要说,女儿被火烧到衣服与皮肤黏连成皱巴巴的一团,消防员撕了好久才撕开······”

  安乐死是需要患者本人同意的。但是这一条放在,濒临死亡,承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患者身上可操作性就非常之强。

  而与此针锋相对的指责,则是对人性做出了更加悲观的判断。我们怎么能够断定患者的家属选择安乐死是为了结束患者的痛苦,而不是为了结束自身的痛苦?看着患者在死亡线上挣扎是一种痛苦,花费大量的时间服侍患者是一种痛苦,为医疗花费的大量金钱也是一种痛苦,这些都可能成为选择安乐死的原因,而这些原因看上去就没那么高尚了。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话道出了某些并不高尚的事实。而更为重要的一点则在于,我们如何判断选择安乐死是家属的意愿还是患者本人的意愿。试想一下,如果不尽全力挽救病人会给家属带来压力的话,那么上面所罗列的家属的痛苦又何尝不会给患者本人带来压力,患者会感到自己是一个累赘,为了不给家人带来更多的痛苦,也许患者本人会决定选择放弃生命,尽管他无比渴望能够活下去。

  那时他的父亲已不在了,母亲吴桂花成了“周记点心铺”的老板。她忙上忙下,将铺子打理得井井有条,与此同时,她还遵从亡夫遗训,立志将周立培养为下一任老板。

  因为感到羞耻,她一直没敢将伤痛表达,而是将它深藏在心中。她也始终没能从心理阴影里走出来,不堪忍受的精神折磨,让她最终选择以死亡来结束自己的痛苦。

  现实困境化入艺术被表现,曾摘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西班牙电影《深海长眠》,以及根据美国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死亡医生》都指向了这个问题——人是否有死亡的权利?

  抑郁症患者尚可自杀,但是这些晚期患者的身体太虚弱,虚弱到连结束自己生命的力气都没有,甚至连基本的意识都没有。

  ,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样一来,我们每个人自己反而没有权利支配自身的生命了,即使“赖活”也不得“好死”。仔细想想,这其实是多么愚昧的思想呢!

  所以小盆友们也不要认为“安乐死”就是【不遵循大自然规律】的,也不要认为安乐死都是【无痛苦】的,好不啦~

  协助人安乐死的瑞士“尊严”机构曾表示:“我们其实是一个预防自杀的机构,我们的大部分工作是为医生、律师、病人、家人,当然还有想要结束生命的人提供实用和法律上的咨询,我们的初衷不是“怎样让人死”,而是“怎样让人活”。

  吴桂花又看向周立:“小立,我真没想到你已经会为这个家做自己的决定。既然如此,我也就放心了,说起来,第一轮结束时,我还真不该替你承认投了‘生’这一票。”

  2010年4月14日,82岁高龄的杰克在纽约出席了以他为主角的影片《死亡医生》的首映礼。老戏骨帕西诺将杰克倔犟、骄傲和舍生取义的品性刻画得入木三分。

  这位曾经的篮球运动员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从原本的160斤,一路瘦下去,到最后只剩下98斤。他爱体面,总是穿着西装出门,西装撑不起来了,他用围巾遮住自己嶙峋的脖颈,在外面他总是中气十足地说话,人家说他,“很有气力,不像要死的人。”

  周立瞒着吴桂花,偷偷报考了电影学院,但几轮面试下来,对方的回复石沉大海。在母亲的告劝下,他最终还是接手了点心铺,放弃梦想安心成为了一名老板。

  1998年1月雷蒙经他人协助服毒自杀,西班牙警方以涉嫌协助自杀拘捕了雷蒙22岁的女友,大约3千名雷蒙的老乡集体自首,声称自己才是协助雷蒙自杀的“真凶”,迫使警方的调查不了了之。

  我最早知道关于安乐死的争议是从电视剧里看来的。那还是上初中的时候,有一部日剧叫《回首又见他》(我特喜欢这名字),主演是因为《东京爱情故事》而在中国红得发紫的织田裕二。这是一部医院题材的作品,织田裕二扮演的司马大夫就是那种特不羁、特难搞的人。当然观影经验老道的我们都清楚,这种看上去冷漠无情的人内心中都有一团火,自顾自地做着自以为正确的事情,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想,这倒是应了鲁迅的那句话:“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

  “我想,你一定不能承受这样的事实,所以决定替你担下来。”周立再次开口,“我忍着悲痛,拿出电暖器,打开后故意贴放在女儿身边。布置好后我就离开了,本打算回来再装作刚发现的样子叫救护车,没想到妈比我先了一步。”

  李蓉抹抹眼泪,恨恨地指住吴桂花,撕心裂肺地质问道:“当时你为什么在场?你对她一直很冷淡,还总要我生儿子,你肯定是心里早就有杀死她的想法。那天我不在,你刚好逮到了机会,就制造了那场意外,对不对?”

  汉中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王明成和主治医生蒲连升提起公诉,1991年4月法院宣布二人无罪释放。

  (Euthanasia)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地死亡。在中国,安乐死的定义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从上述定义来看,安乐死并不是针对所有自杀人群,而仅仅针对生命垂危、痛苦不堪的病人。

  播报了几段,他有些累了,腰杆不再笔直,斜靠在儿子的怀里,像一株倒伏的麦穗。他挥挥手,那是再见的手势,“亲爱的朋友,我没劲儿啦。”

  《深海长眠》以无比的坦率和对生命意义的透彻领悟,获得包括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在内的诸多大奖。影片最动人的地方就是通过日常的生活镜头来展现生命的可贵,以及不同的人物如何理解生命的尊严,他们的冲突与饱含泪水的谅解。

  杰克从未后悔帮病人行使死亡权利,即使坐牢也不改初衷:“这个世界对安乐死和协助自杀的态度非常伪善。”

  想想吧,一个昔日那么活跃的生命瘫痪在床,日复一日地度过30年4个月零几天,是什么滋味?天啦,这种痛苦拉长到几十年,和地狱有何区别?雷蒙的自传就叫《地狱来信》。

  影片中几个医生的对话抛出了人们在争论安乐死时的一个核心焦点,病人有权自己决定去死吗?如果他不能,那么谁还能?

  “十二年前的冬天,就是······出事那天,女儿发了高烧。上午我带她看过医生,回到家后给她服了药,放好降温冰袋,然后哄她睡觉。当时咱们店里的生意很差,连小工都不敢雇,遇上送货,都是你亲自去,而妈,您根本不知道去了哪儿。”

  作家琼瑶因为目睹自己丈夫的最后时刻的痛苦,就是否要抢救与儿女发生激烈的冲突。于是,早早的立下遗嘱,自己如果出现问题,拒绝一切医学抢救。因为他不想要“没有灵魂的肉体”,而是希望能够“有尊严的离开”。

  安乐死(euthanasia)一词源于希腊文,由“美好”和“死亡”两个词组成,指让患者无痛苦地去世。1516年,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里为安乐死辩护:如果病人受到痛苦的、无法治愈的疾病的折磨,病人就可以选择死亡。

  如果选择死亡真的是一种罪,那我们真的应该像欧洲法律一样,给自杀的人定罪并绳之以法,而不是让“死者为大”的伦理凌驾于法律之上。因为如果不这样,病床上求死不得的人可以这样说,这分明是欺负我没有自杀的条件和能力!

  女孩叫Noa Pothoven,在11岁时遭遇性侵,又在14岁时遭到两个男子的强奸。在接连遭受到巨大伤害之后,Noa长期忍受着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并且患上了抑郁症和厌食症。

  在美国有这么一个医生,名叫杰克·科沃基恩,就因为帮助他人实行安乐死而备受争议,被称为“死亡医生”。

  当初准备这个辩题一周没有2点以前睡过,经过一场比赛还是有好多心得的,以下略表拙见,若是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欢迎指正。

  “妈是为你好······”虽然在回答,但吴桂花的声音明显有些颤抖,“你虽然喜欢表演,但你的性格太单纯了,做那一行,你行不通的。”

  正式开始了,傅达仁喝下了一小杯止吐剂。按计划,休息25分钟后,他将喝下一杯药,含有剧毒,能让人在3分钟内死亡。

  因为荷兰老人41%“被安乐死”的恐怖事件已经发生,荷兰老人出现离国逃避自己的国家的现象,恐被安乐死,这就已经说明了,他们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原因,我姑且判断为法律的【模糊】。

  因疾病等原因必须依靠外界协助才能自杀(安乐死),在中外(尤其是信仰救赎的基督教国家)都是一个非常敏感和极富争议的话题,人们夹在生不如死的至爱亲朋和宗教、文化、伦理、情感、法律的规条中无所适从。

  “我回到家时,你们都不在,我只看到孙女躺在床上,当时她已经······死了。”吴桂花灰白的脸上因为怜悯而有了些微光彩,“等我冷静下来才发现,她是被烫死的,因为在她旁边,还倒着电暖炉。”

  人类总是宣扬捍卫人权,保护生命,把死亡渲染成很严重很令人恐惧的一件事。其实,生老病死本是人生一个必然的过程,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死亡是每个人最终的归宿,只是早晚之别。人的终极目标其实就是两个:

  我一直信奉一句话: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真正设身处地为另一个着想,所有的忧愁和痛苦,永远只有自己最懂。普通人是这样,平时是这样,而作为长期被病残困扰的人,作为临死前最痛苦的时刻,当然更是这样。你知道他很痛,非常痛,但到底有多痛,作为一个身心健康的大活人,你怎么可能设身处地去体会到病床上那个人的感受呢?

  类似的争议在其他地方早有发生。1995年澳洲北部议会曾通过一个“安乐死法”,但实施一年之后,就遭到澳洲国会推翻,自此,安乐死在澳洲又变成非法行为。

  “那您为什么还投‘生’?因为害怕?我看过介绍,这里的注射死亡不会有任何痛苦,您只会觉得像睡着了一样。”

  “不是说好一起投‘死’吗?”说话时,李蓉的目光在周立与吴桂花之间逡巡,“早投早完事儿,谁投的‘生’?”

  据说,在上海、北京等不少城市,安乐死其实早在暗中进行着:由患者提出迫切需求,同时写一份遗书表明自愿结束生命,然后经家属同意,由医生悄悄地实施。而医院、政府一般是睁只眼闭只眼,少数案例涉及诉讼时,法院也一般是按非罪化、轻判等原则进行判决。但毕竟实施起来多少有风险,一般的医生也不会轻易出手帮助。比如上面的提到的王明成,他后来的遭遇就有点造化弄人的意味。他本人于2003年因胃癌晚期住院,饱受病痛折磨的他,多次要求给自己实施“安乐死”,但均遭到医院拒绝。在最后那段时间,王明成完全瘦得形容干枯,眼窝深陷。曾帮助母亲安乐死的他,表示最遗憾的就是如今自己却不能实行安乐死。随着病情恶化,他剧痛难忍,多次昏迷,最终于8月3日凌晨在疼痛中停止了呼吸。

  “李蓉,”等到李蓉说完,周立慢吞吞地开口了,“其实······我觉得妈说的有道理。我们可以适当降低生活水准,我还可以延长开店时间。对了,你去找一份其他工作吧,白天我在店里能照顾妈,周末换你来怎么样?”

  “还有你,”李蓉又将矛头指向周立,“你有主见吗?咱们之前计划那么久的生活,你全忘了?现在她不想死了,你倒是说句话啊!”

  “在妈到家之前。”周立声音低沉,“我看到女儿从脸颊到肩膀,有一大片烧焦的痕迹,立即就明白了她的死因。”

  李蓉与周立对望一眼,两人似乎在这一眼中交换了很多东西,但最后,他们也只是相互点头,走入属于自己的投票间。

  那个时候,他常常受肠绞痛困扰,每天睁开眼来,只能躺着,没办法做事,也没有办法好好吃东西。他是一个很爱吃的人,做体育主播时,自创了许多解说术语,都与食物有关:因为爱吃火锅,他把篮球盖帽称为“盖火锅”;他还将一种棒球全垒打命名为“阳春全垒打”,这是他吃阳春面时想到的。

  有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说这些话恰恰代表着我们的自私和冷漠。因为我们只为自己想,并不会真正为了患者去想。面对亲人朋友要离去时,我们总觉得唯一合情理的做法应该是不顾一切去救治他、去挽留他,而不管这种救治和挽留有没有意义。或许你确实是想多看亲人一眼,或许你觉得只有这样才算尽到自己作为亲人的责任,但归根到底都是从自身进行考虑。

  家属当然舍不得。妻子劝,儿子也劝,“我们就跟他说,你这个只是胆管而已,胆嘛,很多人拿掉胆也可以活很久啊,你再多陪我们一下嘛。”他的儿子傅俊豪说。

  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第二次换胆管支架时,傅达仁被查出患有胰脏癌,胰脏里有一个超过3公分的肿瘤,每公分有超过10万个癌细胞。医生解释,胰脏是一个很脆弱的器官,像一块豆腐,藏在胃、肠子的后面,胰脏癌很难治愈,如果开刀加化疗,他存活两年的几率是50%。

  “坏坏坏,连三坏,空中抓飞鸟,右边45度角,上篮,擦板,得分”;“姚明在三楼投篮,小个子够不到望球兴叹啊”;“XX队领先一分,九局下半,最后一球,投出去了,哎哟我的妈,再进三分XX队赢啦,耶!”

  他实在是太不快乐了,偷偷向儿子诉苦,“每次进手术房,冰冷的床,一堆人排队等着进去,每个人都这样子。”好几次,傅俊豪半夜突然听到“kong”的一声,冲到父亲房间,有的时候是遥控器掉了,有的时候是杯子掉了,爸爸倒在地上起不来。

  “吃”是人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如果连这个东西都被剥夺走了,他不愿意面对这样的人生。他想到了去瑞士安乐死。

  万一出了 “被安乐死” 的事,引起的社会影响比一两个访民维权难被赶回去恶劣的多了。到时候各种独运轮,ABC,BBC都趁机满世界广播,为了挽回民心,也只能把安乐死禁了。

  也许最终有一天,人们能够充分了解医学能力的有限,然后才会真正接受安乐死。接受安乐死也许类似于接受艾滋病患者或是接受同性恋,这需要一个过程,一个从感性到理性,从固执到宽容的过程,随着人们文明程度的提高和对医疗水平认识的深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安乐死,当然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是,这应该出于患者本人的意愿。

  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不仅仅在于阐述各自的理由,还有对对方的指责。比如对反对安乐死的人的一个指责是:很可能人们采取过度治疗并不是为了延长患者的生命,而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道德诉求,或者是为了面子。好像不尽全力去挽救亲人的生命,就是不够爱对方,就是冷漠自私,就是不孝,这样的逻辑在客观上也形成了一种压力,让患者的家属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结果可能是给患者带来了更大的痛苦。

  但在如今医疗福利、社会救助都逐渐完善的情况下,维护每一个生命的尊严,尊重老人自己的意见,是我们应当做到的责任。

  我刚刚看了美剧《律师本色》中的一集,一位医生帮助病人安乐死被以谋杀罪名起诉,故事的背景是辩护律师的母亲接受了安乐死,而检查官的祖母则拒绝了安乐死,双方关于安乐死针锋相对,基本是吵架的状态,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深深地陷进去了。最后的结案陈词精彩之极,你单听哪方面的观点,都会被瞬间说服。律师说,他母亲选择安乐死的时候,当时医生不愿承担这个责任,父亲也不愿意,是他自己亲手关掉了母亲的呼吸机,那一瞬间,他认为控制他的手的不是自己而是上帝。他当时多么希望有人能够替他做这个工作。所以他认为一个能够替患者以及家属做这项工作的医生,一定是一个善良的人,他克服了巨大的心理障碍。看着律师声情并茂的讲述,我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太有说服力了。接下来出场的是漂亮的女检察官,她讲到她的祖母,虽然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但能够和心爱的家人在一起多一天,永远是幸福的,然后是另一天,然后是另一天……直到生命的尽头。检察官最后强调,这次起诉的意义不在于给医生定罪,而在于向外界传达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检察官最后说:决不能告诉民众,选择自杀以及帮助他人自杀,是一种高尚的行为。故事的结尾,医生被判有罪,不过他不需要坐牢,只需要从事数小时的社区服务就可以了。这是一个折中的答案,或许是因为编剧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吧。

  人没经历过真正的痛,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就算曾经经历过的人,很多也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痛的。

  “那天女儿睡着以后,我接了一通电话。是新城区一家酒店打来的,他们举行宴会,要我们送大量点心过去,但是周立在送货,根本回不来。对方要得很急,而且是老客户介绍的大生意,我没办法,想着能在女儿睡醒之前赶回来,就开着家里另一辆车去送货。”

  总的来说,邓颖超很遗憾至死未能实现她关于安乐死的遗嘱,她开明超前的思想终究还是败给了中国传统伦理。

  不要问我差十天死亡是濒临还是差一个月,也不要问我多痛是难以承受的痛。我只能告诉你食道癌的患者咽口水都像千万根针扎喉咙一般,还有更惊悚的案例原谅我的大脑保护机制将其忘掉了。

  死无可避免,有的人还想它早早到来。根据公开数据,每年约有5000-15000人因自杀而死亡,占所有死亡人数的1.4%。

  “如果真有这想法,我早下手了,还用等到今天?”李蓉发泄之后,脾气也缓下来,放低声音道,“我解释过很多次,现在您的医疗费就是个无底洞,单凭店里的生意根本没法支撑,更何况您在家,我和周立必须分神来照顾,生意上更忙不过来。长此以往,我们每个人都得不到解脱,只有送您走,才是唯一的办法。”

  先下概念,我觉得《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这个概念基本是最精确的:“对于现代医学不可挽救的逼近死亡的病人,医生在患者本人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

  1.3法律发展趋势,现代法律的发展,其趋势是对个人自由干涉越来越低、社会危害程度低的行为受到刑罚也越来越轻,安乐死符合这一发展趋势。

  这回记者张口结舌了,李燕建议他回去做一个小游戏,在床上一动不动地躺上24小时,感受一下滋味,然后再来采访。

  “不,您就是我们家里的守护神,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一直都是。”周立抓住吴桂花的肩膀,“妈,我们回去。不管您还能活多久,我们都陪着您。”

  “那天······”吴桂花清清沙哑的嗓子,喘匀了气,像是下了极大的决心才终于翻开尘封的记忆,“那天我并非出去闲逛,而是去办理与店铺相关的手续。这种事当年的你不知道,小立也不上心,只有我去做,不然点心铺怎么能安稳运营这么久?”

  官方定义原话记不清了,但是注意“安乐死”其实并不仅仅是注射药物使人无痛苦死亡,比如停止医疗器械辅助,停止积极治疗辅助,这都属于安乐死的范围

  有一些患者同意安乐死,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要继续延续生命。我们所听到的许多案例,好多患病老人自杀的理由就是“不想给儿女太多负担”,或者是经济负担不起,觉得活下去就是债务的单纯累积。

  “算了,”吴桂花捂着心脏,冷笑一声,“我刚才说了,我不想死了,下一轮你们也都投‘生’,早结束早回家,我累了。”

  “第一轮投票结束,投票人并未就当事人吴桂花生死问题达成一致。接下来,各位将有三十分钟讨论时间,随后进行第二轮投票。”

  “周立,别听她的!”见周立正欲点头,李蓉高声提醒,一字一句道,“妈,反正人早晚都要死,您别挣扎了!”

  对于那些延续生命无异于承受酷刑、生不如死的患者来说,杰克不是“死亡医生”,而是天使:有了这位天使的协助,他们才能在亲人的陪伴下,体面、无痛苦地离开这个让他们吃尽了苦头的世界。

  法律对安乐死持反对和审慎的态度,多是基于技术性的考虑,如前所说的,这可能给予一些人以钻空子的机会,造成“被安乐死”,但在审查流程不断严格的前提下,它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一个人是否拥有决定自己死亡的权利?

  “一只破损的冰袋吊在女儿脑袋旁,它紧挨着不远处的插线板,漏出来的水进了插孔,插线板、冰袋、女儿,三者形成了一条通路。”

  在李蓉生活的国家里,有一项奇特却有几分道理的法令——当上了年纪的老人身患绝症难以治愈时,他们的家人可以向国家申请“生死票选”,即是要选出三名家庭成员,在相关机构提供的房间里完成对老人生死决定的投票。

  中国文化也罢,世界文化也罢,在每个时期都有精华,亦有糟粕,作为21世纪的我们,不应被茫然地左右。对于死亡的权利,尤其是针对“安乐死”这一焦点上,一直以来充满了争议。但总的趋势是往开放的方向走,持赞成立场的人和国家在逐渐增多,目前已经对“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有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士和美国的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和蒙大拿州等地。

  “妈,我们走吧。”三人中,长相英俊的中年男人扶起满头白发的老妇人,帮助她从沙发上站起,紧接着,另一位模样姣好的中年女人也上前搀扶,两人遵循指引,将老人送进最左边的隔间。

  李蓉强撑着不让情绪冲破理智,咬牙道:“您毁了我们的生活不说,连自己亲孙女也不放过。周立,想知道女儿死亡的线

  当生命成为酷刑或累赘,当爱成为惩罚,我认为,无论是以法律还是上帝的名义,都不应强求雷蒙在非人的痛苦中度过余生。

  李蓉撑着桌子不让自己倒下,她没有想到,自己恨了这么久的吴桂花,为了维护自己和丈夫,不得不做出违背常理的事;而自己一直认为窝囊的丈夫,竟然为了自己担当了如此之多。

  “别提了,”此时的周立不停摩挲着双手,“现在能时不时上城里的晚会客串一把,我就······挺满足了。”

  作为政府,与其在一个人走的时候攥着不放,不如多关注他为什么要走。例如攻克医学难题、改革医疗体制、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关注心理疾病等等。就如大禹治水的“以疏代堵”策略一样,如果仅靠一味地禁止自杀、禁止安乐死、禁止帮助他人自杀等措施来“堵”,无疑是适得其反的。关注人权,应多关注活着的人,如伊拉克饱受战争伤害的儿童、非洲饥饿贫困儿童、中国山区失学儿童……给他们的生命多一点色彩,感受到生命的珍贵和美好。

  这些是我们很难确定的事,也不能否认一旦将安乐死“模糊地合法化“之后,这些都可以成为被安乐死的理由。

  之所以有这样的事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国社保医保还不完善,这也是安乐死合法化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像我之前说的,靠一台机器维持生命的人,怎么去同意?他甚至都不一定能听懂你的话。还有那些承受巨大痛苦的,比如在许多人承受剧痛的时候也会喊一些“杀了我吧”之类的话,但是他不一定是真的想死。要区分病人是由衷的还是一时的,是相当困难的。

  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杜绝自杀,这不是个人能左右的问题。对于求生无望、一心寻死的人来说,唯一会关心的只是,如何死去才能免受疼痛,保有尊严。

  注:因当事人家中仅有三位成员,根据《票选法案》第三章第六条,当事人可作为投票人,参与决定关于当事人生死问题的投票中。

  而按照流程,选择安乐死的人首先要给医师发邮件,递交自己的身体报告。报告被接受后,会有一名医生与病人进行接触面谈,假如医生认为符合安乐死的条件,会把报告递交给另一名医生,由他最后审核,审核通过病人才能被允许安乐死。

  泪水爬满李蓉的脸庞,怎么擦也擦不干净,她再也顾不得礼节,扑上前抓住吴桂花的肩膀,吼道:“我恨你,从那天开始的每一秒,我都无时无刻不在恨你!”

  李蓉与周立一同扶着吴桂花走进隔间,工作人员的声音在他们身后响起:“这是最后一次集中投票的机会,无论生死,希望你们能达成一致。”

  最终,这项提案以118票支持和330票反对被否决了。在目前的英国,协助他人安乐死最高可量刑14年。

  杰克不惜以身试法,屡屡挑战社会容忍的红线。他认为自己是在帮助那些痛不欲生的人们脱离苦海,与“谋杀”风马牛不相及。

  在死之前,医生会反复确认是否为本人的意愿,并且要拍摄留证,只要申请者不愿意,随时可以叫停,这是为了防止病人非自主地接受安乐死。

  2.3违背伦理,孝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百善孝为先「等传统观念一直在中国人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安乐死适用对象往往一般是长辈如父母等。在父母病重的情况下,不是选择治病而是选择给父母实行安乐死,这显然和传统孝文化严重违背,对于子女同样都是个冲击,北京八所医院曾经联合进行过一次调查,发现虽然大多数患者都同意安乐死,但只有不到20%的人同意对自己的亲人使用安乐死

  影片不想对任何人指手画脚,因为每个生命都是如此不同,只是让观众体会生命的庄严与美好,启发你对生命意义本真的探询。

  冷色调的房间里,身穿职业装的工作人员面带微笑地发问,而她口中的“投票人”——围坐在小圆桌前的三人,正不约而同地点头示意。

  “我这么做,是因为这孩子没有独立做决定的能力。”吴桂花捂着胸口辩解,“如果没有我,他怎么可能在这人吃人的社会生存?”

  彼时,傅达仁已八十出头,每多活一年,他身体里就少一些东西。他做过胃部切除手术,失去了一半的胃,左眼有黄斑病变,视力降到0.1,肌肉也萎缩了,像一个被掏空了的麻袋。

  这是个权衡利弊的问题。客观上确实有些病人极为痛苦,只能以死亡的方式解除。但是这个口子一开,那些失去意识的病人就可以被合法地剥夺生命,怎么确定他们的意志呢?更有甚者,完全违反老人病人的意志,用安乐死掩盖杀人事实都可能出现。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一部分病人痛苦造成的损益和一部分病人可能被违背意志剥夺生命权的损益拿来做权衡,显然,没有什么能和生命权PK,保护生命永远是第一优先。

  他协助自杀的人里,有全身瘫痪三次自杀未遂的人,有不想没有意识地死去的女性老年痴呆症患者,有肺气肿呼吸极度困难的病人;有神经系统病变的病人,有晚期癌症的病人。这些病人饱受身体疼痛、心理绝望的折磨。

  说它是理想的方式,是因为人生在世,死虽然是容易的,但合法地自主死去却困难重重。基于道德、伦理、宗教、法律等诸多层面的争议,安乐死在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是非法的。

  1.2学术界支持,中国早在1988年就举行了安乐死研讨会,迄今为止仍然举行,虽然扯皮不断,但还是达成了一定共识,承认安乐死是大势所趋。

  比如笔者自己,2015年因车祸导致左腿骨折,当时在医院时真的也是痛得不要不要的。但现在身体恢复后,让我再去体会那种痛,却已经不可能了,甚至还会嘲笑当时的自己不坚强:再大的痛,咬咬牙不就过去了?

  他们还开了一个小小的party。他吃了家人为他准备的巧克力蛋糕,还吃了一个水煮蛋,在房间的一角,蜡烛被摆成了一个大大的爱心形状,美丽又温馨,他很满意,“巧克力蛋糕真好吃。”

  最严重的一次,傅达仁高烧入院,点滴一插上去,整个人开始抽搐,从下午3点开始,躺下,坐起来,躺下,坐起来,三秒钟一次,整个人一直抖,翻白眼,没有意识。“想死死不掉,想活又活不了”,医生说,那是濒死期。

  当患者提出安乐死的要求时,杰克总是先做一番细致的了解,并征求患者家属的意见。如因抑郁要求离开这个世界,杰克会加以拒绝。

  他想用这种方式感谢父亲,感谢他用这么勇敢的方式,教会自己面对死亡。在亚洲社会,其实是避谈死亡的,只要一讲死,“我们都说呸、呸、呸,你不要咒我。”但父亲的想法不一样,在生命已经留不住时,傅达仁说,“安乐死是快车,可以坐快车我为什么要坐慢车,反正都是要到那个终点啊。”

  放眼中国社会,随着客观需求的不断增长和公众对死亡观念的逐渐开放,强烈呼唤着安乐死的合法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发展趋势,该来的就让它来吧。况且,事实上它早已悄无声息地来了,又何必再遮遮掩掩欲说还休?让需要的人选择结束生命的方式,减轻病人的痛苦,同时赋予临死的人以基本的尊严,是对人权的极大尊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是对本人、对家属、对社会都有益无害的行为,同时也能把有限的医疗资源用于更需要的人。我们有什么理由对它说不呢?

  过去9个月来,许多人通过各种途径前来询问傅达仁前往瑞士安乐善终的过程,傅俊豪说了很多遍,“发现讲完之后,大家还是不太了解,”他心理建设许久,决定公布那段用来留念的视频。

  而极端如朝鲜,自杀的人会被当局作为反叛者处理。如果一户人家中有一个人死于自杀,那么家中其他人就会背上“反叛者”的罪名,余生都将生活在压制中。

  因为家庭成员只有三人,所以吴桂花也必须亲自上场投票,李蓉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才终于让吴桂花点了头。

  “周立,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了。”李蓉平复起紊乱的呼吸,拉住丈夫的胳膊,“你真以为自己当年没有考上电影学院吗?”

  谁不知道生命如此美好,不到逼不得已,谁会放弃这惟一的机会?所以,该不该放开安乐死,我认为不应该由事不关己的政客或学者说了算,而应该由那些正身处病痛之中的人以及长期遭受病痛折磨的人说了算。

  家人想尽办法拖延,整天问他“你不是要写自传吗”,用这个办法拖了他半年时间。自传一写完,他又很坚决地要去瑞士,家人又说,“你再学油画,要多画一些,才可以开画展”,又拖了半年。

  在人生最后几分钟里,家人按照他的意思,陪他一起唱了他最爱的歌曲《Amazing Grace》,用的是他改编的词,“家人相聚,如此遥远,都是上帝恩典”。在头一天晚上,这个85岁的老头儿还爬起来改写歌词,被家人发现,“明天要走了,这么晚还在滑手机。”

  当三票结果皆为“死”时,则投票终止,老人将被执行安乐死;若三票结果皆为“生”,则老人可以离开;如果三轮投票后结果未达成一致,则由患病老人亲自决定自己的命运。

  2015年9月,英国国会提案了一项“安乐死法案”,法案允许生命少于六个月的人申请注射死亡,但必须由本人执行,并且由两名医生和一名高等法院法官对每个案例进行核准。

  支持安乐死的人主要是医生群体,这些掌握专业知识的人清楚地知道生命的无法挽救,用他们圈里的话说:有三分之一的病是自愈的,有三分之一的病是治不好的,只有三分之一的病才是医生发挥作用的地方。如果让每个人在健康的时候就事先立下遗嘱交代将来是否选择安乐死的话,我想医生群体可能是选择比例最大的。对于无可救药的病人的无节制的挽救,就涉及到了另一个伦理问题——过度医疗。即便我们不考虑过度医疗带来的经济压力,过度医疗可能会给病患带来巨大的痛苦,病灶的痛苦以及医疗方式的痛苦(比如化疗),而对生命的延长则意味着对痛苦的延长。我们说生命是无价的,但如果这个生命表现出来的是毫无尊严以及毫无质量的状态时,是否结束这种状态才是一种人道的行为呢?曾有一个医生说过,如果我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我不希望自己浑身插满管子死在医院里,而是安详舒适地死在家里,身边围绕着亲人。

  而当一个的生命已经到了死亡边界和痛苦巅峰的时刻,你不让他安详而有尊严地离去,却一定要让他受尽折磨致死,这到底是人类宣扬的人道?还是极不人道?世界上有那么多活着却伤天害理的人,你不去绳之以法,何苦跟一个只想解脱自己的人过不去?

  如果不幸有一天,坚决反对安乐死的你,也因绝症晚期躺在了病床上,忍受着那种生不如死的折磨时,我想,这一刻你和别人的想法是一样的乞求死神尽快降临吧?你也想安静祥和地去往极乐世界吧?而不是希望让痛苦来得更猛烈更持久一些吧?

  他在家人的歌声和怀抱中离去,离去时没有哭天抢地,人们在他陷入沉睡后,小声地啜泣。妻子郑贻还在忍着,她告诉自己,“现在还不要哭,他还可以听得到。”

  按照申请条件,只有年满18岁,被诊断出罹患不治之症,生命只剩下3到6个月的人,才可以申请安乐善终。

  “这么多年了,您还不肯放过你儿子?还把他当宝贝一样捧在手心?他已经40了,您还要宠他到什么时候?”

  《深海长眠》没有狗血的励志剧情,却以空前的坦率尖锐和对生命意义的探讨领悟,斩获了包括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在内的诸多大奖。

  关于安乐死还有一部影响深远的经典电影,根据西班牙人雷蒙的真实事迹改编的影片《深海长眠》,讲述了雷蒙于1967年因跳水事故导致自颈以下全身瘫痪,之后数十年如一日地热切要求获得死亡的权利却未能如愿的故事。这个曾经如此热爱大海和运动的鲜活生命,自从26岁之后却只能日复一日、丝毫不动地瘫痪在床,与其几十年一直在这地狱般的生活中承受煎熬,他迫切的愿望是让生命快点归于终点,回归那湛蓝而宁静的大海。

  如今谈到父亲时,傅俊豪声音总是哑哑的,他没有恸哭,说到父亲生前趣事甚至会笑出来。他常常梦到父亲,都是光鲜亮丽的形象,“好像是他在让我们知道他过得很好。”最近一次,他梦到和父亲在游泳池边玩水,先是一个很瘦弱很瘦弱的老人,是病的形象,慢慢走下水,当他出水那一刹那,整个身体又慢慢地回到以前充满肌肉风采的样子。

  目前,全球只有荷兰、比利时、瑞士等国家立法允许安乐死,法国、德国、西班牙、瑞典、挪威、丹麦等国家允许“被动”安乐死,只准终止为延续个人生命而治疗的做法。我国法律禁止安乐死,不仅是因为道德的问题,更因为管理上存在很大的困难。

  所以纵使在瑞士,其国内对于安乐死机构的批评之声也不断。保守宗教组织反对辅助自杀的理念,在他们看来人的生命是上帝赋予,不应该靠人为力量来结束。

  傅达仁的选择获得亲友的支持,以及大陆、台湾网友的感佩、声援,只因为,人类的所有活动最终都必然指向一个目标:

  像器官捐献同意书一样,在生前如果可以签下一份放弃抢救同意书,不仅可以节约医疗资源,减轻病人的痛苦,无疑也是对生命的更大尊重!

  “投票最多三轮,如果三轮后票选结果依旧无法达成一致,我们有权要求‘当事人’做最终决定。下面,请各位开始第一轮投票。”

  还需要注意的是,安乐死必须是满足于【濒临死亡的】,【承受难以承受痛苦的】,【病人同意(保证同意时意识清醒)】这三条。

  我已经思考过很长一段时间了,不知道是否应该分享出来,但我还是决定这么做。这样的决定对一些人来说也许意外,但我的计划很早就有了,这也不是一时冲动。最多在10天内,我将死去。经过多年的战斗,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放弃饮食了,经过多次讨论和评估后,他们终于决定让我离开,因为我的痛苦是无法忍受的。我虽然在呼吸着空气,但我已经是行尸走肉了。

  “我知道,可是刚才我忽然想,就算不继续治病,我还能硬挺个一年半载的,再说,我要是走了,小立他怎么办?”

  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是祖传下来的“周氏点心铺”,虽然生意不差,收入足以支撑家庭生活,但要兼顾吴桂花的治疗费用,就显得杯水车薪。

  国家太大,在政策上必须区域保守,一旦放开口子,后面出了问题就难以封堵。但并不代表安乐死立法没有必要。

  据《纽约邮报》报道,荷兰一个只有17岁的女孩,2019年6月2号那天在家里通过安乐死离开人世。

  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人,除了宣扬生命的神圣以外,还常常会说,安乐死一旦合法化,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作为合法谋杀的犯罪手段,给社会带来各种负面效应。

  你永远无法想象,那不可承受的痛苦到底有多痛苦(好奇的亲可以百度一下各种癌症晚期患者的真实例证)。当一个人的生命接下来就完全由那种痛苦所包含,且他接下来的人生除了承受痛苦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的时候。

  从1990年到1998年,十年不到的时间里,他通过他制造的“死亡机器”,总共帮助150多位病人结束了生命,并因此以谋杀罪被起诉多次。1999年,他终于被判二级谋杀入狱,直到2007年才获得释放。

  安乐死合法化的前提,是必须要有足够的法律支撑,确保安乐死真的是患者本人的意见。但即使这样,又有多少老人在面临选择时,会遵循孩子的想法或为了孩子考虑而违背自己想活下去的意愿呢?

  在李蓉看来,执行“生死票选”的机构对人性洞察不可谓不深刻。来之前她特意搜索过相关报道,很多前来投票的家庭往往在前两轮不能达成一致,但经过第三轮之前特意延长的讨论时间后,大多数当事人都能被直接指定生死。

  1986年6月,陕西人王明成为身患肝癌晚期绝症的母亲申请并执行了安乐死,这起中国首例安乐死事件轰动全国,引发安乐死的大论战。

  2.2制度问题,德国格丁根大学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该校的研究人员对荷兰7000起安乐死案例进行分析后,发现虽然荷兰规定在病人自愿的情况下进行安乐死,但在安乐死病人当中,仍然有不少人并非出于自愿,而是由医生和家属配合,背着病人作出了对其实施安乐死的决定。而根据调查结果,这种「非自愿安乐死」比例高达41%。(《环球时报》2002年02月11日第六版《荷兰老人出国躲避安乐死》)而这一现象,导致了荷兰每年有近万老人病危后出走他国防止被安乐死。荷兰如此,中国更不好说。

  半年前,他来过一次瑞士,搭乘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经过两次医疗和心理评估,拿到了瑞士安乐死机构的“绿灯通行证”。在这个全世界唯一一个可以为外籍人士执行安乐死的国家,年满18岁、被诊断出罹患绝症、只剩下3到6个月生命的人,都可以申请安乐善终。

  但欧洲人权法院有不同的意见。在2011年一个针对瑞士安乐死案件的判决中它这样写道:“任何人都有权力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只要他/她有能力表达出这一意愿并自己实施最后的动作。”

  这一次,家人终于决定,支持他去瑞士安乐死。临出发前一个礼拜,他的左手不小心碰到床头柜,因为皮肤老化,“脆了,整个裂开,一整道全是血”,伤口要缝12针。他终于可以任性起来,“反正要去瑞士了”,就用人工皮贴着,再不愿挨针。

  等所有隔间上“投票中”灯箱亮起后,工作人员打开手中的平板电脑,那上面清楚记录了三名投票人的资料。

  1.1 民意支持:在几个进行过调查的发达国家里,民调里普遍显示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人数较多、已过半数;即使在中国,在北京上海也有过调查,其中也是支持占多数。

  故事里有一个病人癌症晚期,那个道德高尚、一贯和司马大夫作对的医生坚决不放弃治疗,希望尽力挽救病人的生命。而司马大夫的选择是,在一天夜里拔掉了维持这位病人生命的仪器。之后司马大夫本人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是被处分还是被开除我记不清了,我唯一记得的是我当时的感觉,那一刻,你意识到这个行为似乎不是恶行而是善举,而司马大夫则是一个善良的人。这是我对安乐死最初的印象。

  2010年4月24日,根据杰克医生的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死亡医生》在美国上映,由巴瑞·莱文森执导,曾主演《教父》的老影帝阿尔·帕西诺领衔主演,讲述了杰克医生为其病人争取死亡的权利所作的种种努力以及寻求安乐死合法化的斗争。在关于安乐死的历史上,杰克·科沃基恩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斗士”。

  一口,两口,三口,他喝完了药,含了一块巧克力糖果,送了一口水,躺在儿子的身上,“先是睡着,那个时候还有他的呼吸,慢慢慢慢地离开,慢慢慢慢呼吸就停止了。”

  好友,不到30,肝癌末期,摆脱不了无边的黑暗和后期的痛苦,今天凌晨,从16楼跳下自行了结,如果我知道他这样,说不得冒着犯法的风险我也会在他床头拜一瓶安眠药了。第一次觉得安乐死有必要。

  按照荷兰的法律,12岁以上的病人,凡是无法忍受痛苦,并且病情无法改善,就可以申请安乐死,但未满16岁需要父母同意。

  在离开世界前的最后两小时,傅达仁签署了一些文件,证明自己意识清醒、自愿前来,签完字后,他没忘记交代儿子傅俊豪自己的骨灰去处,“要把我带回去,一起回台湾去。”

  在这个世界上,每天有很多绝症患者、罕见病人和高残人士,躺在病床上,忍受着不堪的折磨,既有生理上的剧烈疼痛,更有心理上的极度压抑。他们有的是救治无望濒临死亡,有的则是求死不得却生不如死。对于他们来说,只有死亡才是上天最大的恩赐,哪怕多活一秒都是受罪。

  医生了解,对于奄奄一息的老人,“那已经不是活着了”,在很多情况下,与其说医学在延长人的生命,毋宁说是在延长死亡。

  没有呼吸了,可以用呼吸机帮你呼吸;没有心跳了可以起搏器帮你心跳;血压掉了,可以用升压药,加上多管道的输液把液体灌进体内;发热太高了,可以用冰毯裹住你的全身;体温太低了,我们有温箱;失血过多,我们有足够的血液储备;还有胃管、尿管、肛管、气管插管、中心静脉插管。

  “这种连轴转的生活我们能支撑多久?”李蓉立刻反驳,“周立,你有没有站在我们的立场上考虑过?”

  对于普通人,一时想不开要自尽,还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但病床上的他们不行,即使他们内心自杀的欲望要强烈一万倍,但却没有那个能力,只能求助于医生和家人,助其安乐死。而医生和家人也不能提供帮助,否则会被视为故意杀人而被起诉。

  当时,她在床上放插线板,是为了在照顾女儿的同时方便给手机充电,至于冰袋,为了给女儿降温,她只顾着往里面填冰,丝毫没想过袋子能否承受。而且既然要离开,为什么还将冰袋放女儿头上?

  【ps:这个数据很老了……举出这个例子只是为了说明问题方便一些。如果大家打比赛的话,最好是查找一些近期的事例更有说服性哦……这个例子已经用烂啦~】

  我只是想说下我的一些感受,还在上大学,现在大四。我要说的是关于我奶奶的死。今年5月初的时候,有点晚上我和我表哥聊天,他突然问我,奶奶生病了,你知道吗?当时听到这句话,我头就大了。奶奶今年77岁,爷爷去世有14年了,奶奶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她一直心里很难受,家人都很关心奶奶,很好的照顾她,所以奶奶身体一直很好,偶尔有个小病小灾的也就过去了。去年过年我们一家人在一起聊天,爸爸还说,等我考上研究生,奶奶80大寿,家里好好给奶奶庆祝一下什么的。可是突然……当时都晚上12点左右了,我不知所措,先打了电话问我姐。我姐说:都是上个周的事情了,住了几天医院,现在没事了,不用担心。可是我不信,一直好好的人,怎么就会住院了?时间太晚,我先没给爸妈打电话。第二天一大早,我又给父母打了电话,爸妈说:奶奶很好,你不用担心。我坚持要和奶奶说句话,让我听听她的声音。透过电话,我知道奶奶这次绝不是什么小事情。我当时就说要回家一趟(不是本省上大学,火车要通宵)。可当时快期末,而且我在准备考研的事情,所以爸妈就劝我说,现在奶奶情况还稳定,没什么大碍,你先不用回来。后来他们劝了好久,还说你是奶奶的亲孙子,要是奶奶出了那样的事,我们不告诉你,不是让你背负不孝的罪名了?而且当时真的比较忙,我就每天一个电话问奶奶的情况,偶尔和奶奶能说一两句话,每次和奶奶说完我都强忍着泪水回去继续做事。过了几天,我始终放心不下,偷买了火车票回家。我是上车了才告诉爸妈我回来了。他们说:好吧,你回来就回来吧。火车当天下午4点左右到第二天上午9点。我打了个车直奔医院。还在车上的时候,我收到了我姐的短信:奶奶其实已经不行了,从进医院第一天就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你去劝劝爸爸,让奶奶回家!我感觉脑袋炸了:这是我最坏的打算。可我回家是看看奶奶的,不是要来宣判奶奶的死的,我没有权利也不会这么做!到了医院,我妈下楼来接的我,妈说:孩子,你爸妈怎么对长辈的你自己心里有数,我们尽力了,咱家没有那种不孝的人。奶奶身体不能动,但是意识是清醒的,你可千万别在奶奶面前哭,让她伤心。我没说话,说不出话,点了点头。走进病房的那一刻,我还是没控制住,看着奶奶全身被插满管子,戴着呼吸机躺在那里,我真的忍不住。我蹲在重症病房里那个她看不到的角落里,静静的流着泪。爸爸妈妈,大姑小姑都来劝我,当时重症监护室里还有好几个人家,那些人见我年纪不大,还是个孩子,都过来劝。我就这么蹲在那里,哭啊哭,哭到没力气了。我站起来,擦干眼泪,走到奶奶身旁,跪在奶奶病床前,我想握着奶奶的手,爸说,你男孩子手烫,别握太久,奶奶一直发烧,要得是凉气。我简单握了一下奶奶的手:奶奶,您别怕,医生会治好你的,你要回家给我做饭的。奶奶当时就流泪了:孩子,我知道我好不了了,你以后要自己做饭吃了。你爸妈也要为了我受苦。(爷爷奶奶儿子女儿各有两个,可是就之跟着我爸,就我爸最孝顺)我当时就忍不住了,奶奶这么好一个人,为什么要让她受这种灾难。我轻轻放下奶奶的手,跑出去。我自己去找主任医师,医生给我解释了一切:你奶奶在这儿今天刚好第20天了,室突发性心肌梗塞,送来的时候坏死面积就已经有60%,而且每天都在恶化,现在估计能用的只有10%不到了。我们做医生的也是想治病救人的,但是你奶奶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我们从你奶奶进医院那天就建议你爸妈带你奶奶回家,在这儿给她的痛苦更大,而且心脏坏死最后时刻会非常痛苦!我知道一切都挽回不了了,我静静的在医院里漫无目的的走。过了一会,姐姐找到我,说:我们瞒着你是知道你心事重,怕影响你。你也看到奶奶了,让她回去吧!我瞪了她一眼……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是你看看奶奶,她平时那么怕见医生,那么怕打针,她现在每天一声不吭被那些人摆弄,奶奶也很难受啊。咱们让她长痛不如短痛,让她少受点苦……姐姐的话没能打动我,我就坐在医院的长廊里,一声不吭,不吃不喝,坐了一夜。中间的时候,爸来了一次:孩子,你放心,只要有一丝希望,我做晚辈的绝不会袖手旁观。就算倾家荡产我们也要治好奶奶的病。爸爸是要坚持治疗,哪怕就这么用呼吸机,强心剂维持生命也再所不惜;而妈妈和姐姐觉得不能再让奶奶受这种苦了。他们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我:要是治疗,妈妈和姐姐不会有怨言,他们也是孝顺之人;要是放弃治疗,我是那个唯一能说动爸爸的人。我一个人在那儿坐到后半夜,凌晨的时候,突然姐过来叫我说,奶奶不行了!我冲进病房,医生正在抢救,我只知道他们用完电击器,连推下去6支强心针才把奶奶又从那儿拉了回来。(强心针是那种很粗的针管,直接把点滴的药水管接在针管上推进去的)真的,奶奶平时最怕去医院打针了,感冒什么的 宁可吃药,觉不愿意打针打点滴。那一刻,我觉得我们不能再这么让奶奶受苦了。从抢救室出来,我就对爸说:爸,让奶奶解脱了吧,我们就不了她了,这样只是让她更痛苦,最后那一刻她会受更多的罪。爸爸点了点头。我从没看到爸爸哭过,那一刻爸的眼角确实流下了泪水。(妈说。你爸从第一天其就没睡过整夜觉,他太孝顺,自己过得太累了)天亮的时候,妈妈轻轻走过去对爸说,该收拾的都收拾了,回家的车子怎么办?(奶奶只能平躺着,家用小车坐不下,要找一辆专门的长厢的车子)爸当时就发火:急什么急!妈妈轻轻流着泪:我们都不愿意,那你看妈现在躺在这儿,她更难受啊!……爸爸强忍着下楼联系车子,办出院手续,签字——那就是生死状,爸爸的手一直在抖!上午6点左右,我们到家了。当时就很多左邻右舍的都来探望奶奶。好多人都在说:这么好的人,老天瞎了眼。要让她受罪!奶奶当时是用尽了力气给每个人到了别。下午的时候,看望的人散去,奶奶说:我好累,别和我说话了!(这么多天奶奶一直吃不下东西,体内一直再发烧,高烧不退,靠葡萄糖和盐水维持的)晚上7点多的时候,奶奶突然睁开眼,用力说了一句:没得命了,要受苦了!然后突然就开始抽搐,我紧紧握着她的手,大声唤着奶奶,奶奶,才把她从死亡线上唤了回来。如此反复了9次!………………那是怎样的痛苦,为什么?奶奶做了一辈子好人,认识她的人没有不说她人好,心善,可是上天就是瞎了眼,非要让她在痛苦中离去。大约是第四次的时候,奶奶对爸爸说:你上楼给你爹烧柱香,让她早点带我走,别在让我受苦了!我们都不愿意去,奶奶就说:我知道自己现在什么样,听话,去!

  “着什么急。”身后传来吴桂花干哑的声音,李蓉嘴角动了动,没有说话,但那双充满渴望的眼睛依旧死盯住工作人员不放。

  还不必说安乐死,在新加坡,企图自杀就是犯法。依据新加坡刑法第309条,最高可判监禁一年或罚款,或两者兼施。2014年,新加坡901人因企图自杀被捕。2015年,有1096人被捕。

  在审慎的法律之后,阻止安乐死落地的,还有坚固的宗教信念。主流的宗教都并不鼓励自杀,所以对于缩短自己或他人生命的安乐死,宗教也基本不赞成。

  举个例子,一个癌症晚期患者,拒绝化疗放疗等救助措施,回家安度接下来的时光,也算是安乐死的一种。一个全身瘫痪只靠机器维持生命的人,将机器关掉,也算是安乐死的一种。

  2016年6月,他下腹剧痛,突发高烧,去医院照X光,诊断是胆管堵塞。医生说,胆汁把胆管塞住了,要在胆管里放支架,支架每次只能撑半年,每隔半年,都要再次开刀换支架,如此循环。

  举个例子,如果后面有一只老虎在追你,你也许会超越极限,因为你没有退路。但是现在,安乐死就是一条退路摆在那里,你还会努力抗争病魔吗?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上,既有判决认为不构成犯罪的,也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还有按照故意杀人罪进行判决但实际上予以轻判的。

  是否支持安乐死,实在是一个公婆都有理、缠杂不清的问题。反对安乐死的人认为,生命是无价的,而医疗的意义就在于尽力挽救和延长生命。放弃治疗是冷酷无情的行为,是对生命的践踏,而且是一种无可挽救的选择。当然对于西方来说,还有宗教伦理问题,在基督教精神里,自杀也是一种罪过。而帮助他人自杀的安乐死就更是相当于谋杀了。这是绝不能够容忍的。

  2018年6月7日,一切都按傅达仁的安排进行着。他早早醒来,和家人吃了面包、一点点火腿,还有鸡蛋。十一点左右,他到达“尊严屋”,他将在这里喝下结束生命的药水,“三分钟睡着,很平静很平静地走。”

  因噎废食?这不扯淡么?什么时期没有人犯罪?什么法律没人钻空子?法律不就是用来规范行为的吗?法律不就是用来不断完善的吗?难道因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菜刀作为犯罪工具,就要全民禁止使用菜刀吗?

  见周立一脸为难,吴桂花转向李蓉,用沙哑虚弱的声音道:“我尽一个母亲的职责,全心全力维系家庭,倒是你,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姐,有什么资格责问我?”

  “真要投‘死’,我下不去手。”周立不停晃动脑袋,“可我怎么也没想到,您会先我一步承认下来。”

  电影里,杰克医生最后问陪审团,“如果你们自己已经病入膏肓,你实在无法忍受病痛折磨,你会觉得安乐死是一种谋杀吗?”

  国内有很多人都在讨论重症老人是否应该安乐死的问题,更是有一则“投票决定亲爹生死”的贴子在网上引起了热议。当父母老去,病症缠身,治疗只是增加老人的痛苦和儿女的经济压力,不救又仿佛是眼睁睁看着亲人去死。 在亲人生命与生活绝境的选择题中,没有任何选项是绝对正确的,正如网评所说“不论如何判断,都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电话的最后,傅俊豪给记者讲述了一个故事。在傅达仁安乐善终前一天,他接到了好友莫索尔的电话,那是他儿时的同学,一位摩梭人,因患有肺结核受到孤立,只有傅达仁拿东西给他吃,他们成了至交。

  “都别说了,”吴桂花摆了摆手,“我投什么由我自己决定,我身体那么难受,也想早些进入轮回啊。”

  少年时代的周立,是个远近闻名的帅哥,凭着一张没有死角的脸,在学校的大小演出中都担任第一主角。那时他常把“演员”挂在嘴边,甚至偷偷报了表演培训班,进行相应能力的提升。

  2015年歌手姚贝娜在她生命最后的时光,她躺在病床上不能随意动弹,嘴里只能反复发出微弱的声音:“爸爸,我好痛…”多次痛得陷入昏迷,医生对她使用了大量的镇定剂。姚贝娜的父亲当时很纠结是否要进行拔管,让女儿不受折磨。

  但是这项法案随后引来了极大的争议,很多人游行示威反对该提案,许多反对意见认为,这项法案会使那些有钱而年老的人,在怂恿或情感绑架之下放弃生命。

  1967年雷蒙因跳水事故导致自颈以下全身瘫痪。如果不曾周游世界和如此热爱大海,雷蒙不会数十年如一日地热切要求获得死亡的权利:1993年,50岁的雷蒙要求政府准许由别人协助他实施安乐死,同时上诉到欧洲人权法庭,最终未能如愿。

  其实这也是安乐死的执行如此谨慎、合法化如此困难的原因。允许安乐死合法化的风险在于,对那些失去意识的病人,要如何确定他们是真的想死,而不是被怀有歹意的身边人欺骗或胁迫?只要开了安乐死合法化的口子,就存在着通过安乐死来“合法杀人”的可能性。

  她回忆起嫁入周家后经历的种种委屈,以及周立在吴桂花过度保护下懦弱的表现,心中念头又坚定了几分。

  世界上寥寥可数的允许安乐死的国家集中在欧洲,目前只有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和瑞士。瑞士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可以协助外籍人士安乐死的国家,有“解脱”(Exit internationa)和“尊严”(Dignitas international)两家机构面向外国人开放。

  “去年我在家大扫除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张早已作废的录取通知书。”无视吴桂花焦急的眼神,她大声把话说完,“发出者是电影学院,接收人是周立,它就躺在储物柜夹层里无人问津,上面的字都有些看不清楚了。如果不信,回家就找给你看!”

  当年,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生前就留下遗嘱:到我病重的时候,千万不要抢救,那时候抢救没有什么意义,只能延续那么一两天的生命,让医生和病人都痛苦。我看报纸上说美国有一个安乐死医院,人老了,该办的事都办完了,就可安静地没有痛苦地死去,我看这才是线年当邓颖超病重入院生命垂危时,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拍板遵照遗嘱上的做,而是组织极力抢救。幸而通过一次成功的手术,为邓颖超延长了一年寿命。1992年再度病危时,虽然再次为她紧急会诊,但这次终于回天无力。

  在《死亡医生》中,“美国第一位倡导安乐死的医生”Jack Kevorkian是密歇根州一名退休医生,一生从医,他见到太多承受巨大痛苦而现代医疗束手无措的病人,尤其在目睹重病的母亲而无能为力之后,他决心致力于帮助深受疾病困扰无意求生的人安乐死。

  《野鹅敢死队》(1978)的上校为避免战友被敌人活生生地剁为肉酱,含泪将其射杀,无数中国观众热泪横流。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1993年2月,荷兰通过了一项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1995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也通过了类似的法案。2002年4月,比利时议会通过安乐死法,成为世界上第二个以法律形式准许实行安乐死的国家。

  好吧,回顾我写的东西都是反面例子,纵然有这么多难题需要解决,我还是支持安乐死应该合法化的。

  我们现在想一想,对于生命,其实社会绝大部分的态度是【不能放弃】。这个态度我不做评价,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法律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当安乐死合法化之后,给人们的头脑里有增加一个选项,那就是【可以放弃】。这个选项并不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不可控的是,这个选项会造成的趋势会走向哪。

  1998年11月,杰克在CBS著名的《60分钟》节目里展示自己协助患者自杀的全过程,被判二级谋杀罪入狱8年半,2007年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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